在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，有许多的年青人投身于火热的革命中，他们用自己的青春谱写了一曲曲壮美的歌。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找来了一些当年的“红小鬼”，写了一套《岁月丛书》，为今天的青少年讲一讲那过去的，既平常又极不平常的故事。钟灵就是这样一位“红小鬼”，编者从《岁月丛书》之《奋斗与机缘》中选取了他的一段经历，以飨我们的青少年读者。
1949年3月下旬，我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：布置国共和谈的会场。
会场地点设在中南海勤政殿椭圆形的大厅内，会场布置也很简单：在大厅正中摆一张长桌，是用五张方桌并成的，上面铺上绿色毛毯（绿色取和平之意），北面坐北朝南设五把椅子，是中共代表林伯渠、林彪、叶剑英、聂荣臻、李维汉的座位；南面坐南朝北设四把椅子，是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、黄绍?、屈武（第四个人记不得是谁了）的座位；东面的一端是我方首席代表周恩来的座位；西面的一端是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的座位。
这座次的平面图送呈周副主席批准后就照办了。至于休息室的安排及烟茶招待等，则由我们第一组负责。
1949年4月1日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来到了北平，在勤政殿开始谈判，谈到4月15日，共谈了半个月月。但在主会场勤政殿正式开会的次数不多，大约只有五六次，而且都在上午开，每次只开两个多小时，而大部分时间是会外的单独活动和分别协商。
这些正式谈判之外的活动我是不在场的。每次正式谈判时摄影记者都可以参加一会儿，而开始发言时，就只有双方代表参加了，我和卫士长两个人在东面墙边侍立，记者们就都退出了。
现在想想，当年谈判时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，给我的感觉并不像谈判，倒像是国民党受降的仪式。
每次谈判时我方都义正辞严，而张治中则措辞委婉，而且有几次谈时都是只有双方首席代表发言，其他代表则基本上都不讲话，顶多插言一两句。奇怪的是这个谈判不设记录席，也没有人作记录，也不用扩音设备和录音设备。也不知这段史料留没留下来。
几次谈判中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件事：一是张治中方面总是在战争罪犯问题上纠缠不清，强调这是个非常难办的问题，要求我方从宽；一是周副主席发了一次脾气，张治中再三道歉。
第二件事是这样引起的：张治中在发言时举了个不很恰当的例子，大意是说，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原来是哥哥当家，可是没有当好，把家管得很糟；弟弟能干，能把家管好，当然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。但不管怎样，兄弟总是一家人嘛！不能把哥哥当成罪犯……周恩来副主席听了这些话，当即拍案而起，严正地斥责了张治中！
我记得周副主席说的话大意是：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么？！你们国民党从1927年算起，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，这笔帐人民是要清算的！你们一小撮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，这些难道仅仅是没有管好家吗？！
当时，气氛非常紧张，张治中在周副主席的威严面前，只有连连道歉，说自己用词不当。我们这些在场的同志都感到扬眉吐气。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
经过会上会下的谈判，终于在4月15日形成了《国内和平协定》（最后修订案）八条二十四款，由黄绍?带回南京，南京政府如果同意，再在北平由双方代表正式签署。
4月15日，国共和谈暂告结束，我方提出的签字最后期限是4月20日，只等黄绍?回到北平就要签字了。
代表们是休会了，我可忙了起来。按周副主席的指示，签署《国内和平协定》的文具、文本等，都要我在19日以前准备好，只有四天时间，而我接受任务时已经是15日傍晚了，时间非常紧迫。
当晚，我就连忙去荣宝斋（那时还是私营的）定做了一只大白铜墨盒，并用正规的隶书写了“国内和平协定签字纪念”十个字，刻在墨盒盖上；又定做了两枝毛笔，插在铜笔架上，笔杆上由荣宝斋刻上和墨盒上一样的文字。
这些都好办，一天就可以办妥。最麻烦的是两份签字的文本，这是两本织锦封面的大册页，外面是云头锦盒包装，每本要用小楷誊抄《国内和平协定》全文，后面留有双方代表签字的地方。这两份签字文本封面上的题签仍由我来用隶书写。
《协定》全文有六千多字，就由荣宝斋请人照抄，好在他们有字写得很规矩的书家。抄写这两份文本用去了两天两夜，然后我亲自校对了两遍，一个错字、漏字也没有。这一套文具册页总算在18日晚上全部准备好了。我拿着这些东西送到周副主席那里请他过目，周副主席看了很满意。
没想到，结果我却是白忙了一阵，因为南京政府拒绝签字。这是他们自取灭亡。21日凌晨，我百万雄师胜利向江南进军，不久便解放了全中国。
现在，那些墨盒、毛笔、册页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保存着。这些东西是有力的物证，表明了共产党是有和谈诚意的，是极为认真的；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，所以最后注定要失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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